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的路徑和實踐

2018-11-06 14:47:35 中國宗教學術網   尕藏加

[內容提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就必須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而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的路徑在于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實踐在于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bLL中國藏族網通

  [關鍵詞]:新時代;馬克思主義;藏傳佛教;中國化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內涵豐富,高瞻遠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全國宗教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做好新形勢下宗教工作,就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和對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規律,深入研究和妥善處理宗教領域各種問題,結合我國宗教發展變化和宗教工作實際,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用以更好指導我國宗教工作實踐。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指示是新時代全國宗教工作的宗旨、方法和目標,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

一、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的路徑

     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的路徑在于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具體來說,就是要引導信教群眾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維護祖國統一,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服從、服務于國家最高利益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同時,構建積極健康的宗教關系,也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內容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國,宗教關系包括黨和政府與宗教、社會與宗教、國內不同宗教、我國宗教與外國宗教、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的關系。促進宗教關系和諧,這些關系都要處理好。處理我國宗教關系,必須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強化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根本,必須堅持政教分離,堅持宗教不得干預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職能實施,堅持政府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規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系。要保護廣大信教群眾合法權益,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教育引導廣大信教群眾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和教規的關系,提高法治觀念。此外,還要搞好宗教界人才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宗教團體是黨和政府團結、聯系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橋梁和紐帶,要為他們開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幫助,尊重和發揮他們在宗教內部事務中的作用,努力建設政治上可信、作風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質領導班子。要堅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標準,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隊伍建設。要堅決抵御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防范宗教極端思想侵害。要高度重視互聯網宗教問題,在互聯網上大力宣傳黨的宗教理論和方針政策,傳播正面聲音。

    我們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從更高更全面的視野深刻理解我國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關系到國家安全和國家統一,關系到社會和諧和民族團結。從歷史上看,中國佛教的興衰是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國事興則佛法興。在任何時代,如果沒有國家作后盾,中國佛教要想存在、要開展佛事活動、要弘法利生,要想修行傳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愛國愛教是中國佛教信眾修學佛法,繼承佛教事業的重要保證。換句話說,愛國愛教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分離,愛國是前提,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準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愛教是廣大佛教徒的職責。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說:“正確認識愛國與愛教的關系。我們佛教徒自然愛自己信奉的佛教。不愛佛教,那說明你不信仰它,就不成其為一個佛教徒。對于我們來說,愛教同愛國是統一的,是和諧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哪有教?”所以,中國佛教主張知恩報恩,報答國家恩即愛國,報答三寶恩即愛教。回顧歷史,藏傳佛教愛國愛教高僧活佛層出不窮,他們大公無私、利益眾生,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人生最壯美的畫卷,為今天的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進步樹立了楷模。

   喜饒嘉措大師(1884-1968)是中國近代史上出現的藏傳佛教高僧和佛學大師,他學識淵博、品德高尚,深受各族人民的尊敬和愛戴。而且,喜饒嘉措大師既是新中國佛教界第一代卓越的領導人,又是一位杰出的愛國宗教人士,亦是一位著名的藏族學者。他“情系民族、情系祖國”,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相濡以沫,為民族的團結、祖國的統一鞠躬盡瘁,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喜饒嘉措大師著書立說,批判歪門邪道、張揚真理公道,倡導社會優良風尚,維護世界和平安寧。故被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次稱譽他為“愛國老人”、“藏族學者”。[2]喜饒嘉措大師的愛國愛教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社會活動之中,尤其在他的一言一行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1937年,喜饒嘉措大師加入國民黨,并任國民黨參議會參議員。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1939年喜饒嘉措大師前往甘肅、青海一帶,視察各大寺院及土司頭人,發動僧俗團結抗日。積極宣傳抗戰救國,發表了《為宣傳抗戰告蒙藏同胞書》、《白螺的聲音》,并舉行息災誦經法會。1940年,因其“護國精誠,深堪嘉尚”,國民黨冊封喜饒嘉措大師為“輔教宣濟禪師”,并授大小銀印兩枚。

   1942年,喜饒嘉措大師出席了國民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1943年,蔣介石委派喜饒嘉措大師前往拉薩,意在爭取大寺院對國民政府的好感,并宣傳祖國統一的主張,但西藏地方政府只允許喜饒嘉措大師一人入藏。1945年,喜饒嘉措大師任國民代表大會代表。1947年任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同年,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樣活佛圓寂,喜饒嘉措大師代表國民政府前去慰問。

    1949年,喜饒嘉措大師從南京返回青海故里,青海軍閥馬步芳逃離青海時,曾打算偕同喜饒嘉措大師和十世班禪前往臺灣,結果兩位大師都斷然拒絕,使馬步芳的陰謀未能得逞,他們毅然決然地站在了新中國及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同年,青海解放,青海省軍政委員會派人尋訪喜饒嘉措大師,請他參加政府工作,并出任青海省第一屆政府副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喜饒嘉措大師多次奔赴青海各藏區,宣傳黨的政策,為穩定青海藏區做出了貢獻。

    1950年,喜饒嘉措大師多次寫信給西藏的故舊、學生,并向西藏發表廣播講話,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勸說西藏上層人士,對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團赴京和談。途徑西安時,喜饒嘉措大師又語重心長地叮囑阿沛·阿旺晉美說:據我一年多來的觀察,毛主席、共產黨是偉大的,他們制定的各項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是正確的,你們完全可以信賴,由衷地希望談判成功。這對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無疑有著積極的影響。

   1959年,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發動武裝叛亂,喜饒嘉措大師旗幟鮮明地反對分裂祖國的行徑。他發表講話說:“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糾集叛匪進行武裝叛亂,是一件可悲的事件。他們違反了西藏人民的意愿,背叛祖國,背叛了佛教教規。”并在青海開展了許多宣傳工作,受到毛主席的表揚。喜饒嘉措大師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種種折磨,于1968年11月1日含冤去世。直至1979年10月6日,喜饒嘉措大師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并肯定了他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佛教、熱愛人民的高尚品德。

   對于喜饒嘉措大師在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貢獻,黨和人民政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3]

    當今藏傳佛教廣大僧眾,以史為鑒,不負使命,一如既往地繼承和發揚愛國愛教的光榮傳統,發揮藏傳佛教界人士的作用,引領廣大信教群眾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努力營造藏區社會和諧穩定氛圍;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反對任何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行,一切服從于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也就是說,我們要切實加強藏傳佛教自身建設,完善寺院教育機制,培養和造就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候起作用的愛國愛教僧眾。同時,秉承和光大藏傳佛教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和前輩高僧大德的高尚風范,激勵藏傳佛教僧眾在服務社會、踐行信仰中健康成長,正確處理政治與信仰、國法與教規的關系,在法制軌道上推進藏傳佛教事業發展,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二、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實踐

   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實踐在于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就是說,既要弘揚中華文化,努力把宗教教義同中華文化相融合;遵守國家法律法規,自覺接受國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又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用團結進步、和平寬容等觀念引導廣大信教群眾,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于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4]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度,各宗教要始終堅持中國化方向,深入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入挖掘本宗教中的積極因素,大力弘揚多元包容、和諧共榮的優良傳統。藏傳佛教作為中國佛教三大語系之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它適應當代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需求,因為文化建設就是人的建設,發揮藏傳佛教文化在人的建設中的作用和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培育人們的身心健康,推動當今社會的道德建設。

   任繼愈先生(1916-2009)是一位當代學術界的大家,他胸懷寬廣、高瞻遠矚,總是高屋建瓴地看問題、辦事情。他在回顧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時指出:“中華民族有多次民族大融合,少數民族的剛健清新之氣充實了中華民族,才使它古而不老,久而常新。”他在展望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時講道:“二十世紀的后半葉,新中國走向世界,貫徹了改革開放的方針,社會變化之大,超過了歷史上幾千年進程的總和。內地如此,西藏也是一樣。”[5]

     1996年,任繼愈先生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一次重要會議上的發言中說:“兩千年來,中國形成了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大國。中華民族是56個民族的統稱。每一民族都在中華民族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藏族文化有較早的豐富文獻記錄,藏文著作中有許多重要的哲學、宗教、歷史、文學遺產被完整地保存下來,它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對藏族、對中華民族以及世界文化做出了貢獻。藏族又是一個善于思考、習慣于高度抽象思維的民族。宗教哲學、因明學達到很高的水準,這一文化富礦有待大家進一步開發。這個優良傳統也使它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豐富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承擔著更大的責任。”[6]

    我們可以充分利用藏傳佛教文化的積極因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服務,為藏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服務。在新時代、新形勢下,藏傳佛教積極順應國家政通人和的美好前景,大力發掘和闡揚佛經中蘊含的慈悲、平等、和諧、安康等有利于社會文明進步的精神思想;倡導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惡丑、弘揚正氣的思想道德;倡導一切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進步的思想道德;倡導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權利與義務、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團結和引導億萬人民積極向上,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同時,做好新形勢下藏傳佛教工作,就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和對待宗教,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建構和創新發展。

    東噶·洛桑赤列活佛(1927-1997),是一位藏傳佛教高僧活佛,又是我國享譽海內外的著名藏學家、佛學家、史學家和教育學家,曾任中央民族學院民語系(今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西藏師范學院藏語系(今西藏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和西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等職。他在長期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中與馬克思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尤其在新中國的藏學研究領域樹立了以馬克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學術研究典范,他的《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書,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研究藏傳佛教制度所取得的一項重大學術成果。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探索和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發生和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工具。東噶·洛桑赤列在解析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產生的階級根源和經濟基礎之后,又闡明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主要特征。他說:“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發展的最高峰是一些宗教上層人士直接掌握政權,它開始于薩迦派,其后帕竹噶舉教派、噶瑪噶舉教派以及最后的格魯派都依次掌握過西藏地方的政權。在這些時期中,各個教派之間為了爭奪寺屬莊園和屬民的斗爭是它們之間的主要矛盾,而教派之間宗教觀點的不同是一般的、次要的矛盾,而在為爭奪寺屬莊園和屬民而斗爭時,統治階級總是利用各個教派的有民族性和地區性的群眾的信仰力量來為自己的斗爭服務。當各個教派的統治階級內部為爭奪寺屬莊園和居民的斗爭、為爭奪政權的斗爭達到尖銳化的程度時,他們又總是被外來的入侵勢力利用來作為擴大民族內部的分裂,以便自己的力量向西藏地方進行滲透的工具。在西藏地方內部,各個教派總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權的力量和經濟的力量,來壓制其他教派,這一錯誤的政策從根本上來說是由于歷代西藏地方政府不具備執行由政府供給佛教僧人穩定的生活供應的經濟力量,于是給予佛教僧人以占有和經營寺屬莊園、牧場、牲畜、屬民的特權,是由這一經濟上的錯誤政策所引起的。”[7]由此可見,東噶·洛桑赤列是一位活學活用馬克主義的前輩學者,他不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而且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探究和解決在科研領域中發現或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同時,東噶·洛桑赤列精通西藏地方政教歷史和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大背景。所以,他較為系統地敘述了西藏地方政府與祖國中央王朝的關系史,見證了西藏和祖國不可分離的關系,使《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書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此外,東噶·洛桑赤列在《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書的末尾結語中說:“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西藏廣大勞動人民從封建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解放出來,獲得了自由,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真正信仰宗教的僧人也在政教分開的原則下獲得了解放。在愛國守法的前提下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在生活上也受到國家的關懷和照顧,在心情舒暢的情況下信奉宗教。過去在執行政策中的一些左傾錯誤也正在被黨中央及時發現和糾正。”[8]這段話是東噶·洛桑赤列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針對當時的藏區宗教信仰現狀所作的評述,今天看來依然給人以強烈的歷史真實感,更是反映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實踐歷程和經驗教訓。

    中國佛教文化是塑造民族精神、啟迪民族智慧、鑄就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同時,中國佛教文化又是我們實現世界文化多樣性,實現溝通世界各個民族心靈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藏傳佛教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擁有豐富的優秀文化內涵,為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思想資源和精神涵養,為豐富廣大信教群眾的精神生活、倡導健康生活方式提供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為營造和諧社會、良好風氣提供正能量和助推力。同時,我們以歷史上的藏傳佛教愛國愛教高僧大德為榜樣,致力于傳播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增強中國佛教的對外表達能力,擴大中國佛教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鑒中的影響力。

    我們要認識中國佛教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藏傳佛教作為中國佛教三大語系之一,歷史悠久、文化影響深遠,既是廣大信教群眾的信仰對象,又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長期以來,它深刻影響著藏族地區的思想觀念、建筑藝術、語言文學、科學技術、禮儀習俗等,在整個文化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說,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一個長期的奮斗目標,需要同藏傳佛教界的愛國愛教知名人士長期合作,特別在“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充分發揮藏傳佛教界愛國愛教知名人士的社會角色和個人威信,積極主動踐行藏傳佛教護國利民的光榮傳統,努力實現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遠大目標。

三、結語

   綜上所述,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促進宗教關系健康和諧,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是黨中央和國家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全國性宗教團體負責人座談會上強調,2018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宗教界要繼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認真落實中央關于宗教工作的重大決策部署,更好地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不斷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更好地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處理矛盾問題,加強對信教群眾的宗教政策法規宣傳教育;更好地培養高素質的宗教界人才,推進愛國宗教人士隊伍建設;更好地開展宗教團體思想建設、制度建設、教風建設,充分發揮好對信教群眾的正確引領作用。各地各部門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宗教團體的工作,充分尊重和維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幫助宗教團體加強自身建設,及時解決影響宗教關系和諧的突出問題。[9]我們要更加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必須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和教育藏傳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努力把藏傳佛教教義同中華民族文化相融合,積極發揚藏傳佛教的優良傳統,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不斷推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新征程。

注釋:

[1][4]引自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北京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
[2][3]尕藏加:《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愛教思想評述》,載《青海省創建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區的理論與實踐》(青海省委統戰部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7、102-103頁。
[5][6]《中國藏學》(漢文)1996年第3期,第10、8頁。
[7][8]東噶·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陳慶英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頁。
[9]《汪洋出席全國性宗教團體負責人迎春座談會》,《人民日報》2018年2月12日第1版。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3期)bLL中國藏族網通

編輯:仁增才郎